闽南歌曲，发扬于闽南地带；在台湾则称为台语歌（闽南的莆田地区唱的是莆田歌）。在泉州，厦门，漳州一带非常流行，男女老少都会唱，特别是《爱拼才会赢》、《欢喜就好》、《世界第一等》外出的闽南人有时候听到故乡的歌曲，会热泪盈眶。
闽南歌曲，发扬于闽南地带；在台湾则称为台语歌（闽南的莆田地区唱的是莆田歌）。在泉州，厦门，漳州一带非常流行，男女老少都会唱，特别是《爱拼才会赢》、《欢喜就好》、《世界第一等》外出的闽南人有时候听到故乡的歌曲，会热泪盈眶。20世纪台湾八九十年代代表歌手有叶启田、李茂山等，进入21世纪，有云卉、陈雷、林姗、黄思婷、龙千玉、蔡小虎、王识贤、谢金燕和孙淑媚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随着海峡两岸探亲开放，台湾原创的闽南语歌曲开始涌入大陆，《爱拼才会赢》、《酒干倘卖无》、《浪子的心情》等闽南语歌曲，不经意间便在大街小巷四处传唱。
闽南语歌曲所传唱的内容，大多描写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场景，感叹人生又勉励进取，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。其歌词一般纯朴通俗又感情丰富，旋律大多都带着入骨的悲怆，充满韵味又易于传唱，很快得以流传开来。
闽南歌曲的特色
闽南歌曲是闽南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华传统艺术中特色的一员，在传统艺术之林中有其特有的艺术魅力。
闽南语的发音婉转柔美，轻松愉悦，因此用闽南语歌唱的歌曲更显柔美，婉转和亲切。其歌词相对通俗易懂，采用浅近的本土化语言，创作题材一般包括亲情，爱情，励志和思乡等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字里行间流露着草根特色，又有一定的文学内涵，情感真挚细腻，情绪乐观向上。有学者将其审美特征概括为受众具有民俗性，情感具有血缘性。
总体说来，闽南语歌曲旋律优美，顺畅动听，感染力和震撼力强。闽南语歌曲以其鲜明的音乐形式，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，在传统音乐文化中独树一帜。
台湾闽南语歌仔册是厦门流传去的
起源于唐代的歌仔册，是一种以叙事、说教为主，可作为唱本、也可当作读物的民间文学样式，是传播地方人文典故、风情世故的载体。
鸦片战争后，厦门成为开埠口岸，闽南传统歌谣开始在此汇集、流行、出版。19世纪50年代，仅印售闽南语歌仔册的书局就有文德堂、会文堂、博文斋、世文堂、崇经堂、辅仁堂、文记堂、鸿文堂、石印书局等；泉州的琦文堂、清源斋、见古堂和上海的点石斋、开文书局等也印刊闽南语歌曲到厦门发售。厦门歌仔册总共有数百种之多。19世纪，主要是传统歌谣，包括戏文选段；进入20世纪，则有不少新创作的歌曲面世。文德堂、会文堂等书局持续经营到抗战前夕，经历过木刻、石印、铅印等阶段。上海开文书局刊行的歌仔册，特别对闽南语的字、词加注。
当时，厦门流传到台湾的歌仔册不下数百种，封面多为深黄色毛边纸，每册四、五页，附有绣像，价格低廉，内容通俗。台胞思乡殷切，欣然接受，推动了台湾本土刊行和创作闽南语歌曲的浪潮。台湾学者陈健铭在《野台锣鼓》一书中，列举了大批“厦门歌仔”的目录，其中有1910年新编的《最新陈总歌》、《戏箱歌》等，还有《最新摇鼓歌》、《新刻过番歌》等。台湾学者薛宗明所著《台湾音乐辞典》，列举了百种以上传到台湾的歌曲目录，有些还是手抄本。
20世纪30年代，厦门的一些书局还刊行台湾人士创作或改编的闽南语歌曲，内容除了历史故事、民间传奇外，还有记叙当时社会事件以及劝化歌曲，如《乌猫乌狗歌》、《过去日本战败歌》、《嘉义行进相褒歌》、《台南运河奇案歌》、《花花世界劝善歌》等。
不仅如此，连厦门的闽南白话基督教歌曲也传到台湾，1900年传教士甘为霖以厦门美华书局刻本《养心圣诗》为蓝本编印的歌集《圣诗歌》、1912年鼓浪屿闽南圣教书局出版的《养心神诗》、1926年刊行的标明“厦门曲调”《圣诗》六首之一《大家看着上帝圣羔》等，在台湾都有广泛的影响。
《雪梅思君》是“采自厦门调而来”台湾学者庄永明在《台湾第一》书中披露:早在台湾第一首闽南语流行歌曲尚未诞生前，“有两首歌曲甚受大家所喜爱传唱，一是《雪梅思君》，一是《红莺之鸣》，前者有说是‘国庆调’，也有说是‘厦门调’，据考证，词曲都是从厦门流传来台的；而后者则是曲寄《苏武牧羊》古调，由蔡德音填词。”这些歌灌唱片问世，成为闽南语创作歌曲流行的“前奏”。
庄永明认为：《雪梅思君》所唱“为君立誓不嫁尪，甘愿守节一世人”，本来讲的是“要学雪梅这所行（品行）”的故事，传到台湾后被赋予新的意义。当时日寇据台，人们借女子思夫守节来表达耻为倭臣、要有民族气节的意思。而《台湾音乐辞典》则明确记载，《雪梅思君》是“采自‘厦门调’而来”。
台湾学者还坦承：“台湾新剧运动，萌芽于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末。初期从事这运动的，可以说是全由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出身者为主体……”“民国十二年12月，彰化县新社成立，系由厦门读书归来之陈嵌、潘炉、谢树元等为中心组织的，他们因受当时盛极一时之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，于放假回台时，纠合同志……公演《良心的恋爱》五幕社会剧为发端。”
1932年，上海联华影业制片印刷公司出品了影片《桃花泣血记》，由卜万苍编剧，阮玲玉、金焰主演。输入台湾时，电影业者为了招徕观众，设计制作广告歌曲进行宣传，便敦聘詹天马依据剧情梗概写了七言歌词，由王云峰谱曲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首闽南语流行歌曲就这样诞生了。
厦门人对台湾闽南语歌曲的贡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由厦大教授罗常培记录的厦门方言民谣《龙眼干歌》（赵元任制谱），就在闽南风靡一时并流传到台湾。1927年，厦门著名诗人谢云声就搜集、整理、出版了《台湾情歌集》。
周淑安（1894－1974），1925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学习音乐归来，在厦大担任音乐研究员兼合唱指挥。1932年，她出版的《儿童歌曲集》中，有一首摇篮曲《安眠歌》，词用厦门家喻户晓的方言童谣：“噢噢困，一暝大一寸；噢噢惜，一暝大一尺。”两句词，反复唱八遍，并配了钢琴伴奏。这是我国第一首闽南语花腔歌曲。
姚赞福（1908－1967），原籍台湾彰化，14岁就读鼓浪屿英华书院，返台后于1933年投效台湾哥伦比亚唱片公司，写了不少闽南语歌曲。最有名的是1936年发表的《心酸酸》，反映出日据时代男人被迫充当军夫远征南洋，妇女又怨恨又无奈的心情。1938年为《恋爱列车》、《终身恨》谱曲，脍炙人口。他的《悲恋的酒杯》也在台湾歌坛占有一席之地。
曾仲影（1925－），1946年厦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了台湾。先是担任广播电台播音员，因“2·28事件”被捕入狱，出狱后与友人共组“白兰新剧团”，为闽南语影片写作抒情新歌。他是会编剧、能导演、善弹唱、可播音的艺术全才，单单闽南语歌曲就写了1000多首。他或作曲或作词的《雨中鸟》、《一粒流星》、《相依为命》、《巫山风云》等，迄今还在两岸广泛传唱。
解放后，厦门也有一批艺术家在为闽南语歌曲呈才竭智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泛传唱的《我爱我的台湾》，即是杨扬整理的；陈郑煊写了不少闽南语歌词，并传授给学生；尤金满搜集了大量闽南童谣，并编成舞蹈登台表演；罗时芳写了不少厦门歌仔和歌仔戏的研究文章，颇有影响。
闽南歌
近年来厦门闽南语歌曲创作滞后
台湾闽南语歌曲源在西岸，流在东岸。当然，厦台闽南语歌曲的交流是双向的。 当厦门的歌仔册流传到台湾时，台北的光明社、周协隆书店、黄涂活版所、礼乐印刷所，新竹的竹林书局、兴新出版社，台中的文林出版社、瑞成书局、秀明堂，嘉义的捷发汉书部、玉珍书局、林子活版所，台南的云龙堂，高雄的三成堂等，均主动与厦门承接，翻印歌仔册，有的还供不应求。
1933年到1937年，是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。1933年出现了李临秋作词、邓雨贤作曲的闽南语歌曲经典之作《望春风》，在全球闽南人中广为流传。当时，在台湾被誉为“歌人医生”的林清月医师，“凡歌必记，有闻必录，时时歌唱以自娱”，行医余暇，从厦门引进《山伯英台》、《陈三五娘》、《吕蒙正》等歌仔册，翻印销售；他一生创作、整理过上千首闽南语歌曲。后来，索性“弃医从歌”，在诊所门口贴起卖歌集的广告单，并自费出版了《仿词体之流行歌》（1952年）和《歌谣集粹》（1954年）等多本书，为早期在台湾传播闽南语歌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厦门流行的《我爱我的台湾》，原为台湾作曲家许石1945年谱写的《台湾小调》，曾由许丙丁填词为《我爱我的台湾》，再由郑志峰填词为《我爱我的妹妹》。另一首广为传唱的《渔歌》，被误传为闽南民歌，其实是1936年台湾名家陈达儒作词、林礼涵作曲的《送出帆》：
欢喜船入港，隔暝随出帆；
悲伤来相送，恨君行船人。
一位过一位，何时再做堆；
目周看港水，我君船只开。
有关的闽南歌比赛
为促进闽南歌的繁荣和传唱的热潮，传播和弘扬闽南语文化，发扬闽南人的精神，福建曾举办过多种闽南歌比赛，如《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》《闽南语“双歌赛”》《超级明日之星》，使福建成为闽南语歌曲的创作基地。用闽南歌这根红线，促进两岸文化交流。
闽南歌曲有下面这些：
《闽南人》、《爱拼才会赢》、《欢喜就好》、《世界第一等》、《海海人生》、《酒后的心声》、《舞女》、《浮沉的兄弟》、《爱情一阵风》、《浪子的心情》、《伤心酒店》、《浮沉的兄弟》、《阿郎》、《千错万错》、《空笑梦》、《心事谁人知》、《爱情一阵风》、《爱情的骗子我问你》、《酒干倘卖无》、《向前走》、《一定要成功》、《欢喜就好》、《坚持》、《歹竹出好笋》
